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安居乐业，乐业的前提是安居。能否有适宜的安居之处，不仅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质量问题，更是一个人社会阶层的可能标志，是成功与否的象征。这些元素，在中国，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即“面子”。因此，房地产业特别是居民的住房，在中国不仅具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更具备心理学的意义。因此，对于房地产业的国家政策分析、居民投资行为分析，除了要把握“经济学”或者金融学上的收入增长与地产发展的关系外，更要从居民的投资心理上即“面子”价值中去分析。

      当中国城市居民脱离了公有房屋分配制度后，不断改善住房条件和不断提升社会面子，就成为在经济增长下居民收入提高后的强烈需求。当这种需求产生的房地产投资与家庭财富的增值结合在一起时，当财政改革后，出现“土地财政”这一特别现象后，中国房地产业就出现了传统地产理论看不懂的“异相”，即房地产业越调控，价格涨得越高，从而使得中央相关政策“长久失灵”。

      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从管住土地或者信贷出发，无论土地还是信贷的减少，其结果都是影响房地产开发，减少了供应，在需求因为居民收入提高正在持续释放的时候，政策调控本身就会产生与政策相反的效果：地产价格不断上升。而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又更加剧了居民设法保住面子的行为追求，强化了房地产投资的取向。同时，地产价格上升，也为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出让金提供了市场的条件。这就是我国在房地产黄金十年(1998-2008)期间出现的越调控地产价格越上升的异相的行为心理的真正原因。

      今年以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形成了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住房两者并存的市场供给结构。鉴于对地产的面子价值和投资价值的分析，笔者认为，房地产将会因此而出现结构性价格变化，由于面子攀比的作用，优质市场化房地产的价格会在徘徊一定时间后继续上升，城市中心土地供应的绝对短缺与中国人喜欢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居民文化心理等等因素，都在强化这种需求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与中央实施了分税政策，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最大可支配收入，于是，区域性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便决定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富裕”程度。市政建设和各种社会性工程的建设都离不开财政收入的提高。当土地财政成为各类形象工程的主要财源时，各地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和房价保持稳定增长，就会成为相互激励的社会现象。因此，当居民的面子价值与地产价值紧密联系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取向，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当地产价格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时，当部分居民因为对房屋投资缺少而无法新购买房屋时，才出现了地产业发展从社会和谐向社会“紧张”转变的迹象。

      从某种角度看，当地方政府承担保障性住房的任务时，可能是减少了市场性住房的供应，当有能力购买的居民需求仍然刚性存在的时候，市场化住房的价格不大可能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而出现大面积下降。不过，这个时候市场化住房价格的变化，不会造成新的社会紧张，因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已经化解了房屋价格上升的部分居民的不满。

      综上所述，如果从“面子”这样的社会心理视角去观察，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分析就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即在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仍然可期的时候，面子价值的增长将推动房屋的刚性需求的上升，这种需求推动房价上升，反过来保住了“面子”的价值，保障性住房的出现，可以让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都保住“安居乐业”的面子，而各地“安居工程”的出现将为房地产业的和谐发展提供新动力。